然而不然

　　外地朋友过来玩，先吃韩国料理然后结伴剃头。在南京新街口消费，不免先踅摸一眼价目表。果然。上面有女人弄指甲做面膜盘头画眉毛啥的，都是时评家看了要联想失学儿童的。我们“打打头”只要80块钱，相比之下还算便宜。我是地主而照例朋友“破钞”，多少感觉一点惭愧。只好反过来想：既然人住五星级、最终还是德国鬼子买单——这样便有些心安理得。

　　生意人好像都有一种直觉，他们好像一开始就知道谁是老板谁会付帐。就像我凭自己的新闻鼻，能闻出服务态度上我们俩受到的轻微差别。

　　以前剃头，就搁随园后门的“沙丘玉子”。虽然15块钱于学生亦不便宜——但既然“男头女脚”涉及尊严，要确保体面就只能豁出去多花点银子。“沙丘”其实物非所值，尽管也装神弄鬼，选发型师并系上博士服一样的黑袍子。好在另有跟剃头无关的附加值可做补偿：首先有个失恋的广东师傅絮絮叨叨，其次满身钱味儿的老板，居然是我喜欢的一个作家的令弟——两者都让我感到有趣。

　　新街口剃40块钱的头，操作本身当然也没什么特别。无非多一纸杯白开，"博士服"干净一点……总之加了点类似CI的花招罢了。但显著不同的是这里拿你的头当头。很可能他们是装的，可至少看起来拿你的头当头。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不很容易。老实说，他们虚张声势，像搞微雕似的严肃劲头颇令我满意。

　　我以前剃过三块五块的。说真的，就是对一个足球他们也该更人道一点。

　　搁老家我还剃过不要钱的头。剃头匠农人末路自不会挑肥拣瘦，年终挨户收一瓢山芋干就算工钱了。请注意那时候管剃头的叫“匠”，类似的职称还有木匠、铁匠、泥水匠和教书匠——这样就知道咱的头有多不值钱了。男女老少一盆水洗几个，脑袋只相当于长满了泥的马铃薯。

　　去年或者前年。师妹爽身粉和师妹夫枪毙一起去……理发。末了买单，爽身粉300、枪毙3块。就是说我师妹每剃1次头，相当于我师妹夫剃100回头。设我师妹夫1个月剃1回头，则我师妹每剃1回头，就相当于我师妹夫剃8年多头。换一种算法：设若我师妹每月剃1回头，则这个月里要花同样多的钱，需要我师妹夫每隔7个小时上一次理发店。这还了得……！因为不是我师哥跟我师嫂子，我嘴张了几张没多罗嗦：反正咱是娘家人，就让枪毙那小子糊涂着幸福吧。

　　我是没产阶级，剃头的也是没产阶级，按理说同一阵营的阶级兄弟该亲近些才是。但观察了很多回，剃头的还是跟资产阶级更亲一些（至少看起来更亲一些）。即便同样是我，化装成资产阶级以后所受礼遇也规格更高——这就排除了其他干扰因素的可能，金钱的确能带来体面和尊严——过去是，现在是，将来没准还是。

　　有这个东西，和没这个东西；以及是否始终具备挣这个东西的能力——对论证一个人存在的理由意义重大。

　　上小学的时候，老师讲完时传祥同志的光荣事迹总结说：在偶们地乖家，大伙儿都是筛会主义劳动者；只有筛会分工不同，冇扭高低贵贱之别……然后一眼看到我跟同桌聂小丽嬉皮笑脸，就作色骂道王少磊啊王少磊偶说过多少次啦？你要再不注意听讲的话——长大要去掏大粪、一月就发8块钱、不够你丫喝稀饭、全家跟着都受苦、其实很难找老婆，到时哭都没眼泪！

　　后头倒是实在话，因为跟我妈说的有点类似。打那开始我决定，凡是书上和我妈的说法不一致的时候，我信我妈——虽然编书的都是教授学者，而我妈起初，只是老家王楼的一名民办教师。

　　如今，老家附近的村镇传闻是内地白粉交易最活跃的地方。当年跟我一个剃头挑子洗淘的几个“马铃薯”，现在据说在拾掇得天宫一般的家里吃着山珍海味了。长期以来困扰我的问题是：在挣100万躲起来享福，和蹈险砍掉“马铃薯”本身去挣另外100万之间，他们为什么一再选择后者呢？

　　马克思教导我们：

　　……一旦有适当的利润，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。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，它就铤而走险；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，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；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，它就敢犯任何罪行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。”（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17卷第258页）。

　　这当然是说资本和资本家的。但我看没准儿也是说人性的。或者说，资本搁谁那儿都这操行。青春期过后，名利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主要是“利”，有可能取代“性”成为我们生存的主要动力。

　　有两个掌故曾经给我以巨大震动。其一，民国时期两派军阀打仗，所属士兵在前线厮杀的时候，他们的姨太太在上海一个桌子上搓麻。其二，一战期间，两边的士兵在前线厮杀的时候，德国的军火商给交战双方供货。谁能够证明，当战争发生的时候，不是资本需要发生一场战争呢？谁能够证明伊拉克战争，不是在某个“利益“的导演下，由布什和萨达姆联袂出演的一场闹剧呢？当战况报道连篇累牍的时候，我总疑心有个大肚子的“资本”咬着雪笳，在加勒比海的游艇上阴沉地冷笑。

　　我们希望媒体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公共平台，但是它在成为公共平台之前先有了企业属性——其实，有了企业属性还是相对不错的状态，其他属性可能更让我们难受。互联网曾经寄托了我们的很多理想，但在寄托我们的理想之前，已经预先寄托了资本的理想——其实，寄托资本的理想也许还不是更坏的结果，还有更坏的。

　　我总在疑惑，贩毒抢劫偷窃杀人为什么总是集中在社会底层，他们是否注定道德品质更差一些？而跟我同是没产阶级的理发师，在他谦恭的表情下面是否隐藏着愤怒和不平？比如那个失意的广东师傅，会不会在某次跟小沙老板的劳资纠纷之后“自发”一把——从而用剃刀割断假装资产阶级的我的颈动脉呢？

　　血流满地，我穿着光鲜的“利朗商务”躺在转动的条纹柱边。谁也不知道，我的内裤已经打了一千多块补丁——为了能够挤进资产阶级并获得他们的尊严，我正努力，在媒体的面试之前让自己看起来体面一些。